组织边界理论视阈下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研究

  李梦卿，王胜楠

  【摘要】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激发现代职业教育新动能，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是一种跨越教育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多主体合作形式。多主体合作存在固有的组织边界，边界的识别、管理与整合维护了联合体的运作秩序，确立了各主体的专业分工。然而，物理边界固化性、社会边界模糊性以及心理边界冲突性削弱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合作的深度、广度与力度。组织边界理论为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提供了新的发展视角，通过审视联合体的运作模式与现状，深入剖析其面临的困境及根源，充分挖掘和发挥各主体优势和潜力，打破、穿透、跨越组织界限，有利于构建且优化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协同联动运行机制，以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市域产教联合体；组织边界；产教融合

  【引用格式】李梦卿，王胜楠.组织边界理论视阈下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5）：24-33.

  李梦卿，博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教授。

  （一）边界识别：界域差异划分边界专业壁垒，政校企研等主体各司其职

  自“组织”出现，“边界”问题便始终与之相伴随。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组织的使命必须是单一的，否则，其成员会感到困惑难解”“只有专一的使命，才能使组织具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组织边界”是对组织使命与目标在经营活动方面的具体化诠释。组织边界决定了组织的角色定位、社会分工以及活动范围。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前提是要识别组织的边界，明确组织自身的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和创造价值的形式。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提出：“省级政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多方协同、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形态，其内部参与主体由于所在社会类别的不同，致使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能界域和专业角色，这种差异性也在联合体内部塑造了各主体核心能力边界的专业壁垒。加拿大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认为组织边界的清晰识别与划分可优化组织内部的结构参数和协调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各主体边界的存在，使得同类组织之间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组织的规章制度、成员行为准则、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性特征。因此，识别与界定内部的多主体边界不仅能够促进联合体的工作专业化和技能标准化等组织结构参数的优化，而且通过有效率的针对性协调，组织整体运作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职能专业化是一种有效的团结机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连带感。借助美国管理学家杰恩·巴尼（Jay B. Barney）提出的VRIO模型——价值（Value）、稀缺性（Rarity）、难以模仿性（Inimitability）和组织（Organization），明确联合体内部的政（政府）、校（职业院校）、企（企业）、研（科研机构）四大核心主体的专业分工、稀缺资源、核心业务及关键能力，合理划分不可替代的专业职责，从而明确联合体组织边界。政府作为政策导航者与资源调度者，应精准定位，通过统筹规划与科学协调，确定联合体的整体发展方向。职业院校作为人才供给侧，应强化教育使命，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提升教育的市场契合度，拓宽技术研究与专业服务领域，为联合体输送兼具技能与创新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职业院校应主动搭建合作平台，充分发挥专业教师队伍和先进实验设备的优势，向企业提供精准的技术服务与专业解决方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共促创新发展。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应紧跟市场步伐，深耕主业，着力于高收益项目的研发，为联合体注入强大推动力。企业应深度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共同打造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平台，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为未来发展储备充足的智力资本。另外，科研机构作为技术升级与工艺精进的“智脑”，应扛起创新大旗，聚焦技术革新与人才培养。同时，要加强与企业合作，共同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激发联合体持续发展新动能，共促高质量发展。因此，边界划分与职能定位是协调分散资源的有效工具之一，联合体内部的边界识别与精确划分，明晰各主体的专业职能范畴，可有效降低职能重叠与冲突，确保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此外，专业壁垒的适度存在，有助于各主体聚焦核心目标与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资源节约与效能的最大化。

  （二）边界管理：顶层设计加速边界渗透融合，理事会协调监控

  组织内部主体多元，边界随之繁复。有限理性理论集大成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认为人们在决策时由于信息不完全、知识有限和处理能力有限而无法总是找到“最优解”。因此，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由于多主体的参与引发了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评价标准不统一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迫切需要科学的边界管理，以达成多方合作共赢的“满意解”。为实现有限理性指导下的边界管理优化，作为有机共生的联合组织，务必全面借力“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力量，构建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机制，以防止出现单点修缮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鉴于此，政府需要发挥在顶层设计中“总规划师”的主导作用，以一体化发展为基石，主动担任联合体构建的第一责任主体，建立以章程为引领的多方协同、职能健全的运行机制。一是强化战略性目标。持续性产教合作的关键是对目标的共同理解，协调相关利益组织的差异化诉求和长远发展规划 ，将其作为未来区域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新增长极，从师资、平台、技术、知识等方面，系统推进协同育人与产业创新的工作，基于制度的生成逻辑，生成适应不同任务需求的新制度。二是加强全局性协调。政府既要弱化边界内移趋势的消极影响，处理好职能授权、领导培养、任务冲突的内向边界培养问题，又要利用好外向边界的社会化趋势的积极因素，解决好资金投入、资源共享、跨地域合作等问题，创建具有适应性与协同性的高质量生态环境，实现兼顾联合体组织内外的平衡发展。三是完善系统化保障。建立健全支撑与保障产教联合体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本土化、特色化地制定当地时效性政策，做好有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现有“财税金融+土地供给+双向激励+基础保障”的组合式产教融合激励政策做具体细化，持续优化各类激励方式的操作细节，避免进入政策制定的“丛林”“迷宫”状态，提高各方参与建设联合体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助力实现产教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应。

  组织的边界管理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来搭建宏观行动框架，以此确立协同行动的规范性秩序，明晰权责关系与利益分配机制，进而驱动跨组织协同效能的持续释放。此外，要加强对规则的执行与监督，通过科学与系统的机制保障，确保合作组织能够应对各类挑战，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边界管理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督实体，《通知》强调“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协同配合，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根据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理事会的工作不仅是对现有规则与资源的运用，也是这些规则和资源得以持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理事会在联合体中扮演着管理与监督的角色，负责将高层政策转化为可执行的细则任务，制定与国家战略目标一致的具体方案，同时保障其落地实施的可行性及成果外显。一方面，由于专业边界的限制壁垒，各组织间存在部分信息无法流通的现象，形成“结构洞”——即组织间信息交流真空区，而理事会作为沟通各组织的桥联机制，嵌入“结构洞”空隙之中，了解掌握各组织独特的资源信息流。因此，要优化政府、教育、产业、科研等多领域资源的配置，定期组织会议与沟通联络，督促各主体汇报进展，确保所有参与方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改善资源分配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问题，推动组织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执行流程的全方位监控和实施效果的量化直观评价，对现有组织规则进行区域化、特色化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推动联合体的结构化建设进程。

  （三）边界整合：优势互补激发边界效率势能，联合体自我造血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提出了关于知识在组织中的分散性理论，而组织边界具有基本的授权与渗透功能，使得知识能够在不同组织间流动和共享。联合体内持有不同资源和知识的各相关组织，要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分散信息，既要有选择地对内输入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又要灵活地对外释放自身能量，从而增强其在组织域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优势互补。在与其他组织开展交互活动中，联合体的边界逐渐呈现相互重叠、灵活可塑的态势。鉴于此，要有目的地加强边界整合，实现最小化成本与最大化产出的多方共赢目标，提升边界运作效率。《通知》要求“建立多元协同、共建共管的治理模式”“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标准、教材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环节”“联合体成员单位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产业学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然而，尽管现行政策导向明确，提出了有助于促进边界深度整合的运行机制，其在实践层面仍出现“校企两张皮”“校热企冷”等表面化、浅层化、短期化的合作关系等问题，使得跨边界的优势互补流于形式，致使政策的预期目标难以充分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和学校是联合体中分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发展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企业作为“产”的一方，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具有功利性；学校作为“教”的一方，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任务，具有公益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二者在目标上缺乏共同点。资源观理论强调组织竞争力的核心是实现资源整合，通过将来源各异、结构有别、等级不同的资源进行选择与配置，使有机融合的新资源组合成为更加高效、有活力的资源群。因此，促进联合体自我造血的关键突破在于寻找“产”与“教”利益结合点，实现资源整合，调和双方组织的冲突矛盾。

  美国学者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和杰拉尔德·萨兰基科（Gerald Salancik）提出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组织自身通常无法生产所有必需的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组织应在明晰和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的同时，积极从外部组织中获取资源。市域产教联合体是蕴含着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以及政策资源的任务型组织，各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目标则需要对必要资源进行投资的同时，还要获取组织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充分利用地域临近优势，以资源集聚为合作基础，既要深挖“产”与“教”各自的内在潜力，又要相互补充短板，形成合力，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学校作为教育资源的直接整合者，能够提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人才的系统化教育。然而，由于学校教育的内容常滞后于产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对在校生的投入意愿和对毕业生的接纳度，导致产生人才供需的数量与质量不适配现象，因此，企业应利用自身优势，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一体化地深度参与到学校的课程、教学与教材的全环节设计中。一方面，提供行业发展的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确保教育内容与企业的技术需求衔接，并实施校企互兼互聘机制，使企业技术专家在接受师范培训后能够参与教学，保障知识传递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企业提供资本、设施设备和场地等要素支持，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落地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此外，职业院校也应利用优秀教师的智力资源，一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通过参与应用企业项目、技术研发、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组织行业研讨会等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帮助企业共同解决攻关难题，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二要为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学历晋升的继续教育途径，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自我造血功能，充分利用核心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边界整合和优势互补。联合体不仅能够促进院校知识迭代更新，培养符合市场需求、具备工匠精神的“即用型”高技能人才的目标，而且使得企业能获得互补性创新资源，为其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节约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减少独立研发的风险和成本，激发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的活力。这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需求高度契合，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一）物理边界固化性：组织结构异质影响资源多向流通与利益公平分配

  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四大核心组织相互之间及各自内部，均会受到有形空间与无形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在边界限制与调节两种属性的共同作用下，管制性物理边界成为联合体实现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有效手段，该边界明确了各组织的责任与义务，规范组织的行为和互动的同时，促进了组织内部对现存能力的有效利用，使各组织能够专注于自身活动领域，进而提升专业化水平。但美国管理学专家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在探索与利用平衡理论中提出，组织为了适应环境并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在利用现有知识和探索新知识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当组织过分倾向于利用自身知识和资源，而忽略探索与组织外部合作创新的能力时，物理边界的固化就产生了。《通知》主张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按照产业园区的名义申报市域产教联合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联合体各组织相对独立的有形物理界限。但组织结构的差异仍然难以使联合体形成高效的资源对接与协同，加深了物理边界的固化程度。政府以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与秩序为目的，学校以长期为社会培养人才为目标，皆属于公益性的公共组织。二者追求稳定性和规范性，需要严格的多层审批，有效降低决策风险，故均采用金字塔式的集权层级管理结构和科层制组织结构。乔治·斯托克（George Stalk）认为时间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新资源。企业作为营利性实体组织，面对激烈的市场行业竞争，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诉求，追求灵活性和创新性，需要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减少工厂作业时长，以此提升资源流转效率，故倾向于扩大管理幅度，采用权力层级和管理层次少且反应速度快的扁平化与分权式组织结构，提高决策与运行效率。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有责任确保教育服务的普及和质量，以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政府和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具有高度相似性与关联性，学校与上级政府间的层级结构与管理存在着紧密关联。因此，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与供给上更倾向和适用于学校，易与学校达成共识并实现对接，无形中“边缘化”了企业的利益诉求。校企之间组织结构的异质差异和分散式管理方式，二者在信息和资源流通过程中，缺乏稳固的沟通渠道、畅达的信息共享渠道和统一的资源配置渠道，导致流通难以实现平衡。同时，由于双方组织的资源类型和特点各异，在目标要求和管理方式上也存在差别，无形中又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整合的复杂性，势必会提高组织间资源设备的流通与人员协调的难度与成本，导致物理边界固化程度加深，合作效率低下。而且，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缺乏对口机制、信息资源流通不畅，导致双方的需求互不清晰，学校无法确切掌握企业所需的人才类型，将限制人力资源在校企之间的有效流通，致使没有充足的人才资源助力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另外，校企间的资源贡献和回报不均衡也将导致在利益分配时会出现问题。若一味强调企业的义务，而没有给予与学校对等、互通的保障和奖励机制，资源配置和利益公平分配也未覆盖组织整体，则难以实现联合体的持续性发展。

  （二）社会边界模糊性：权责利不明晰制约分工精细度与协同治理稳定性

  社会边界以物理边界为基石，是区分各组织的“同一性”和“相异性”的界限。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社会边界受集体身份和不完全契约的影响而形成，明确的社会边界能够划定联合体中不同组织的特殊角色，强化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准则。自2022年《意见》中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概念至今，联合体存在与建设的时间尚短，合作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且相较于之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模式，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参与主体更多，规模更大。《通知》指出，“联合体职业教育资源富集，涵盖中职、高职（含职教本科）学校，吸纳普通本科学校作为成员”“教育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资等部门建立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由此可知，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属于“大集体”的行动，更易出现联合体的社会边界模糊化的问题。联合体虽然明确了牵头学校和企业，在《通知》中也提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涉及多个部门的参与，但是由于没有实操性的规范性文件可供参照，运行机制中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权责利划分标准、规则与方法，缺乏实时而公平的监督评价机制，各方主体在集体行动与合作过程中对自身角色的感知与认同仍然较为随意，因此，涉及共同项目的资源投入与开发、精确的工作分担和利益分配时容易受到牵制，导致联合体的建设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核心主体对各自在联合体建设中的具体责权利不清晰，造成了协同差强人意的现象。

  市域产教联合体在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缔约时，由于信息不完全以及未来不确定性，契约往往无法详尽涵盖所有可能情况，致使契约的不完全性，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协调难度。这种不完全性意味着各方责权利的划分存在模糊性，违约处罚尚未能得到明确规定，从而产生了剩余控制权的问题，直接影响了联合体各组织间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集团规模大小对集体行动影响显著。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大型组织中，由各主体对集体资源的贡献或消耗对整体的影响相对较小，个体倾向于认为自身行为对集体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且这种权利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导致非核心的小个体成员可能缺乏足够的激励去积极贡献，因此，缺乏积极参与的动力，出现“搭便车”行为，以期在不承担或少承担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利益。“搭便车”的心理和行为对联合体内各主体的公平性具有极大的伤害，积极有为作出贡献的主体看到消极者亦能取利益，会逐渐产生不满情绪，进而降低自身的投入热情。成员间的信任与协作关系也将受到损害，内部矛盾不断滋生，各方难以在决策、执行等治理环节达成共识，最终必然会影响到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治理稳定性。

  （三）心理边界冲突性：产教联而不和削弱组织合作意愿与技术创新潜力  

  心理边界是组织的“心理围墙”，该界限是帮助组织内部成员进行沟通交流，做出行为判断以及加深对某一事物理解的特定术语和符号。心理边界的清晰度和健康程度决定了组织边界作用发挥程度的“上限”。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到：“社会团结的本质在于，个体或组织间拥有共同的情感和信仰，这些共同情感和信仰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当这些共同情感和信仰缺失时，社会的凝聚力就会减弱，个体间的合作也会变得困难。”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不同组织的不同文化习惯会导致联合体心理边界的冲突与摩擦。这些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组织的目标、管理、工作流程与沟通过程中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方式。其中，最根本的差异是学校以培养人才为目标，彰显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而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此外，教育观念和教育目标的差异，组织中个体追求与集体目标之间的文化观念的明显冲突等都是联合体组织文化和价值观融合碰撞中所面临的挑战。而文化意识又是组织及其成员做出某种行为或选择时的认知基础，若组织成员认可某项行动符合其自身的目标与要求且在自己的职责义务范围内，组织则会采取积极有为的措施开展活动，主动拓宽组织的边界；反之，则会消极对待该行动，甚至出现抵触心理。当组织内部成员对联合体中其他组织的文化缺乏必要认可成为普遍现象，致使心理边界处于冲突的状态，削弱了联合体组织间合作的意愿，出现流于形式的“联而不和”现象。

  在社会互动中，人们借助符号系统——尤其是语言符号以及其他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与协作。这种符号共享的过程促使个体形成共同价值观念与身份认同，进而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这种凝聚力使得个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社会的挑战和机遇。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优势互补的多元化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缺少联合体成员普遍认可的、在内部普遍流通的通识性协同术语与符号，使得组织间存在极大差异，缺乏精神凝聚力与向心力，成员在思想与行为不同频，在合作过程中容易产生心理冲突与矛盾。协同符号和术语作为沟通与合作的基础，能够确保各方在交流过程中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减少误解和歧义。但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由于各组织成员来自不同的行业背景和专业领域，往往习惯于沿用各自领域的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导致在跨组织合作时，信息传递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误解和隔阂。这种由语言和符号差异引发的心理边界，不仅增加了合作成本，还可能导致信任关系的破裂，进而抑制了合作意愿的激发。此外，在缺乏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各组织成员难以充分理解和吸收对方的技术优势和创新思维，导致创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心理边界的存在与冲突使得联合体内部难以形成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抑制新技术、新方法的产生和推广，限制技术创新潜力的发挥。

  （一）健全运行协同机制，搭建跨主体供需平台，促进政校企研合作实体化

  市域产教联合体因多主体参与而呈现组织结构异质性，这种差异加剧了组织的物理边界固化程度，限制了资源在联合体内部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置，同时也影响了利益的公平分配，对联合体的整体效能与协同发展构成挑战。《通知》提出，各地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行企校密切配合、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如何应对结构差异所带来的困境，具体落实联合体的实体化运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的有机整体，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系统，其内部各组织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和合作空间，因此，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事物的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建立新的具体联系。通过健全与创新运行协同模式与机制，搭建跨越不同主体的供需平台，精准沟通并对接政校企研间的供给端与需求端，协助各主体及时调整策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联合体实体化运作的线上供需平台，促进人力资源流动与优化配置。线上供需平台深度集成人才信息供给与企业岗位需求数据，定期发布企业实习实训机会及岗位空缺，以此为需求趋势导向，引导职业院校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使之更贴合市场需求。同时，运用大数据匹配技术，精准对接校企人才供需端口，形成人才流动与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强化校企合作，缓解人才供需脱节的协同困境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传统的线下实体化供需平台的管理与维护。政府需制定针对性政策，在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共享型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的同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及各职业院校等治理主体，在明确各自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实训基地与技术研发中心，加速技术技能资源的流转，激发技术创新活力，并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线上平台可跨越联合体组织间的时空限制，极大地拓宽信息传播与资源共享的范围，节约合作资源和沟通成本，成为政校企研合作的无形纽带。而线下平台为联合体成员提供面对面交流与合作的实体场所，直观性与实践性较强，有助于增强组织间的信任与理解。因此，线上与线下平台的构建不应割裂进行，而应作为互补的整体来同步推进，实施有机结合的双线策略。部分线下平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亦可逐步向线上转型，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

  （二）构建运行交互机制，深化跨组织四链耦合，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新时代产教融合的创新形态，正逐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政策引领下，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力求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构建一种高效协同的异质耦合机制，旨在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在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大型组织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参与主体多元化、组织结构复杂化、从而出现不完全契约现象，导致责权利界限划分不明确，部分主体出现“钻空子”“搭便车”行为。社会构成主义理论主张，要建立明确的契约制度，通过合理的契约设计、契约执行与契约调整与监督，可以助力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权利范围与责任担当的划分，从而跨越社会边界限制，促进联合体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契约是社会网络中的连接纽带，因此要通过明确的契约制度健全联合体运行协同机制，跨越各大组织，实现四链的异质耦合。第一，契约设计是合作制度设定的起点，需要在综合考虑各方权责利配置和约束性前提条件下，通过明确多方共同目标，规定各组织的资源投入比率，以及合作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形成多方认同的契约文件，为联合体的稳定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还促进了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确保各方权益得到保障。第二，契约执行是将契约计划中的各项规定与条款转化落地的实践过程，在契约签订后，需要各方组织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按照规定进行资金投入、活动开展、成果分享等应尽的工作任务。这种执行机制实质上是对各方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过程，它确保了联合体内部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不仅保证了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还促进了各方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进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革新，产教融合型企业也能在契约执行中不断获益实现自身利益可持续发展。第三，契约监督是对契约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纠偏的一种重要机制与流程。通过设立评估指标、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契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联合体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合作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契约的履行质量和有效性，并及时对不完善契约的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同时，联合体还鼓励各方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反馈，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氛围和机制。总之，通过契约设计、契约执行和契约监督三个环节的有效实施，联合体内部的多元主体能够形成紧密的运行交互机制，共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不仅打破了社会边界，实现了深度的产教融合，还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优化运行沟通机制，整合跨文化价值取向，实现组织共同利益最大化

  管理心理学领域将价值取向定义为“在多种工作情景中指导人们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这一界定揭示了价值取向对个体行为的导向作用。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各组织成员协同合作的灵魂，是引导联合体朝着共同目标迈进的关键。它能够促进组织间的深度沟通与高效协作，增强联合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进而激发联合体的创新活力，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为联合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一个多元交叉的大型组织，各组织间的文化差异显著，加之尚未充分重视并确立联合体内部自有的术语和符号体系，导致在价值取向的协同合作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心理冲突与合作障碍，影响了联合体的协同效率。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与符号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中介，只要语言还稍微保存着自身的生命原则，就一定会在每个人身上唤醒朝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同一精神力量。通过构建一套统一的术语和符号系统，协同语言与符号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沟通工具，能够有效促进联合体各方对彼此意图和需求的准确理解，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误解和冲突。

  第一，确立互惠共生的协同理念。协同理念作为联合体的上层指导思想，是达成共识的组织语言和符号的基础。协同参与者首先要明确联合体的整体发展目标并清晰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各方需通过深入交流，了解其他组织的优势与需求，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共同制定协同发展的具体原则与目标，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并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使协同理念深入人心。第二，构建协同有效的术语与符号。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学习工厂4.0”项目为确保组织间沟通顺畅，制定了涵盖教育及产业的专业术语表，对学生、教师和企业专家进行统一培训。项目中对教学设备、学习成果及项目文档采用协同符号化标志，直观展示设备名称、型号及功能，并使用标准化文档模板、符号和编号系统，确保文档一致性和可读性，有效推动了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在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中，应注重涵盖各专业技术领域的协同术语表，同时对已建立的术语进行定期更新与维护，以适应技术发展和专业领域的变化。同时，注重对联合体标志符号设计的管理与展示，融合教育、企业、科研机构等元素，通过视觉上的统一来增强联合体的整体形象和识别度，传达协同合作的精神。第三，强化高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沟通是整合文化的过程，搭建跨领域的交流互动平台，形成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如定期的研讨会，工作坊间的互动等，邀请来自不同技术领域和行业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研讨。

  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种跨多元组织的创新模式，在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由于联合体的复杂性和跨界性，组织的物理边界、社会边界、心理边界将始终伴随并影响着联合体的总体发展与进程。因此，为实现有效的协同合作，联合体必须关注并化解组织边界带来的矛盾，突破固有的传统组织关系，穿透组织“隔膜”，构建跨边界的动态协同运行机制，推动联合体内部各主体间的联动发展，以真正实现合作共赢。